从县城淳溪镇到东坝镇有50里水路，固城湖面20多里，河道20多里。到得东坝已是下午半后晌时分，弃舟登岸，要上很高的坡。看看地势，才懂得东坝这地名的由来。
我们乘船行经的这条河道叫胥河，原来经过东坝，可以向东经过溧阳、宜兴境内的水系直通太湖。长江每遇洪水，迳自从芜湖、当涂一带漫入高淳境内的石臼湖、固城湖，然后从胥河东泄，流入太湖，造成太湖周遭富庶地区洪水泛滥成灾。太湖一带各县联合起来考察，发现只要在东坝这个地段筑一大坝，把胥河拦腰截断，堵住洪水，让长江洪水北上，绕过南京、镇江，再东流入海，则太湖可保无虞。但是筑坝以后，洪水在高淳境内潴留成灾，为害巨大，高淳人坚决拒绝。经过艰难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筑坝后高淳如遇水灾，由下游各县筹措粮款予以补偿。于是便有了这座大坝，并命名为东坝。据说下游民工来筑坝时，为了大坝永不溃决，用了许多石块、糯米汁、三合土。每遇洪水，下游都会派人来守坝，怕高淳人不守信用，挖坝泄洪。
东坝镇以坝和河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面是一条相当繁荣的商业街，规模仅次于县城老街。东坝小学也在这里。西面是住户区，除了有街，还有巷。地势也比东面为高。区委、区*府，文化站都在这一面。夏兰的家在西面的一条巷子里，是个很高大宽敞的院落，院门比路面高出几个台阶。夏兰在前面引路，高翠英随后，我在她们身后亦步亦趋，像个游*，几乎失去了自主意识。拾级而上，进了院门，是一个砖铺地面的大院子，院墙一侧种有花木，很是整洁。迎面是正屋，但屋门却在西侧，不与院门相对。我们进了院子，夏兰的父母已闻声从屋里走出来。夏兰将高翠英和我给父母介绍了一下，我也没听清是怎么介绍的，礼节性地向她的父母问候了一声，便再也没有言语。木痴痴、傻乎乎，平日里慷慨陈词、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交际应酬从不怯场的本事不知哪儿去了。
她的父母颇尽待客之道，晚饭整备出好几样菜，包括高淳的著名美食炖鸭。因为天气尚热，饭桌设在屋外院子里。我只是默默地入座，默默地吃。完全不懂餐桌外交，利用这绝好机会说些讨好、暖心的话，赢得她父母的好感。更不懂也不会作些自我介绍，落落大方，坦露心怀，试探她父母的态度。我此时好像只是夏兰的一位普通同学，偶然随她进家看一看而已。这种自我见外和不善应对注定这次东坝之行必是我的滑铁卢之战。
饭罢，进屋内坐下用茶。夏兰过来问我：“家里不方便留宿，你去哪里住？”我说：“好办。我去文化站住。”又坐了片刻，我便起身与众人告辞，真的与普通同学无异。
东坝区文化站离夏兰家不远，也是只有一个人，叫陈安昆，是比我晚半年毕业的同学。他们毕业时镇江区立师范学校已改名为镇江棲霞师范学校。学校名称虽改，同学关系未变。何况都在文化站工作，彼此早就熟识。陈安昆见我来访求宿，自然热情接待。谈话间我发现刚才在夏兰家似乎被魔咒禁锢住的我，又恢复了正常状态。言谈举止潇洒自如，话题频出，笑语连连，恍若二人。第二天一早，陈安昆出去买早点，夏兰忽然进来，嗯了一声，没有说话。递给我一张纸条，便转身离去。这种似乎避嫌，又似乎冷落的表情，过去从未有过。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了五个字：“你先回去吧”。这就是说，我不要再去她家，也不用等她们一起回县城了。是通知，但更像逐客令。看后很是不爽，但也觉得不必寻求解释，客随主便，走就走吧。吃了陈安昆的早点，便谢别而去。因为走得早，刚午后便到了县城。船上坐了许久，上得岸来活动开腿脚，浑身来劲。找家饭店吃了点便饭，就直奔薛城回到我的文化站。
星期六下午去沧溪，星期一下午回到文化站。才两天时间，却好像已过去好久。全是因为经历了从未经历的事，感情有过跌宕起伏的缘故。文化站，是我工作的岗位，生活的场所。也就是我的根据地，我的家。这儿有领导，有群众，有工作内容、工作对象，还可以读书学习。有时紧张繁忙，有时轻松闲适，内心充实而且快乐。
年底，我下乡到太安乡甘村，了解那里农民业余剧团活动的情况。甘村小学有我的同学胡永安，还有一位在肇倩小学同过事的史达聪。他们白天教小学生，晚上在农民夜校上课，或是跟业余剧团的人一起排戏。小学的教室就是甘村的社会文化活动中心，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热热闹闹，人气旺盛。
就在教室里，我认识了一位帮助排练节目的本村青年甘孟贵。他正在扬州商业学校读一年级，放假回来过年，却为年后没有路费返校而发愁。我们在闲聊时他说了心中的苦闷，并无求助之意，我听后却动了恻隐之心。活动结束，群众四散回家。我与他走出门外，暗影中我将五元钱递给他，说：“这是我送给你的路费。安心回校，好好学习。”他接过钞票却不知说什么才好，一脸极为感谢的神情。后来他一直与我保持通信向我叙述他学习、生活的情况，甚至把他获奖、评优的证件都寄给我。他对我如此友好、感谢，就是因为我这一次帮助他解决了无钱返校的困难。后来我在华东师大被无辜划成右派，不再与他联系，这段友情才划上句号。但是我想，甘孟贵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正好像我至今还记得他一样。
25、当了一回剧团指导员
进入年，我正在有序工作，自得其乐的时候，文化馆来通知，又一次借我去帮忙。上一次是帮忙画画，这一次去了却让我到县委宣传部领任务。县委的组织部、宣传部都有认识的人，连部长也认识。组织部长宋可升原来是我们临城区的区委书记。组织干事*贤顺，原来是临城区的财粮干事。还有一位包福根，是比我早半年毕业的同学。宣传部长徐界清也曾多次见面，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这位徐部长是苏北兴化人，面皮白皙，十分健谈，待人接物态度平等，作风民主，像是知识分子。他这时已经是县委副书记，但还兼着宣传部长，还要处理宣传部的许多事务。宣传部干事杨伯琴，是从文化馆调到宣传部的，给文化站发放收音机就是他一手经办的事。既然让我去宣传部领任务，那么就不是文化馆借我而是宣传部通过文化馆借我了。于是便直接到宣传部找徐部长报到。
见了徐部长我正要自报家门，徐部长早已笑容满面跟我打起招呼，“来啦，好，好，好。”同时让我坐下，向我讲起让我来的目的。原来县里新分配来了一个唱锡剧的民间剧团，需要派个干部去参加领导和管理，名称就叫“指导员”。暂时把我借来应急，以后再重新调配。徐部长问我：“行不行？”去剧团当指导员？这可是个新鲜事。我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仁人志士，但是却愿意接触、尝试新鲜事物。临城区那么多农民业余剧团我能指导，还搞过会演，多少知道一些路数。从小就读过许多戏文，初中阶段读过许多名家的剧本。在文化站工作以来，通过读戏剧报、文艺报等刊物，在戏剧知识、戏剧理论方面也没少积累。对付这些民间剧团，我觉得还是有些底气和把握。面对徐部长的询问，我在略作思考后便肯定地回答：“行！保证完成任务！”徐部长很满意我的回答，说：“明天上午上班后你再来一趟宣传部，我把剧团负责人叫来，你们见见面，我向他们交代一下。”因为只是借用，不是调动，所以我就住进招待所，食宿都有着落。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了宣传部。稍待了一会，剧团团长和一位负责舞台调度、排练剧目，类似导演的师傅来到。徐部长就开始讲话。先介绍我们互相认识，然后就向他们交代，由我担任剧团的指导员，负责指导剧团工作和学习。今后有什么事，统统向我讲，由我向宣传部汇报。剧团的二位领导只有听的份，连连点头称是。又对我说：“欢迎，欢迎。”见剧团领导已表态，徐部长对我说：“老赵，你就跟他们去团里看看（实际是工作之意）吧。”于是我便跟剧团二位领导前往剧团，开始了一段空前绝后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从前没有遇到过，后来也没有再经历过。
洪水过后，高淳的影剧事业却有了新发展。过去来高淳流动放映的电影队，现在变成专门为高淳配属的电影放映队。过去只有农民、职工业余剧团的高淳，现在由外地引来了一个职业剧团。有了电影队和剧团，就要有影剧院供他们作放映和演出的场所。新建没有条件，就改造旧场所。这样老街西头的陈家大祠堂就派上了大用场。以前全县“三干会”就在大祠堂的大厅召开，那大厅坐个千儿八百人绰绰有余，何况大厅中央的舞台是现成的。只要打造百多张长排椅，在椅背印上座位号，这影剧院就算开成了。高淳的第一家影剧院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电影队和剧团轮换使用，已经有些日子，我在乡下一时竟未得知。
与剧团二位领导进了大祠堂后，只见剧团全体演职人员早已齐坐会场，等候我们的到来。原来剧团二位领导在去宣传部前，已知要派来“指导员”，特意作出的安排。我们走进会场便是一阵掌声。落座以后，团长讲话，把我向全团作了介绍，又是一阵掌声。然后将团里的主要演员和各个管事人员向我作了介绍，我则与他们一一握手，微笑颔首，注目致意。用上海话形容，就是“像煞有介事”。团长宣布：“现在请指导员讲话”,掌声更加热烈。我既谦虚又颇显定力地讲了一段话，表示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努力，为发展繁荣人民的戏剧事业而奋斗。再次获得热烈的掌声。我很清楚，这四次掌声表面上是给我的，实际上是给共产*的。因为我的后面是县委宣传部，宣传部代表共产*。不是这个关系，他们认识我是老几？剧团里的人后来都称呼我“指导员”，根本不问我姓甚名谁。我只是一个符号，是共产*派来的代表。一旦我离开这个岗位，不再参与管理、学习，他们将与我觌面不识。更何况，这掌声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欢迎？有多少仅是例行公事，按照领导的意思装装样子？我从底层来，我不崇拜权力，我是清醒的。
剧团有四十多人，大部分是二十上下的年青人。主要演员也不超过三十岁，女主角虞丽莉最多不到二十五岁。团长年纪最大，也就是四十左右。这种剧团解放前叫戏班子，班主姓什么就叫什么班。这个剧团解放前叫虞家班，在无锡、苏州一带演出。解放后改名友韵锡剧团，分来高淳后，在名称前加了“高淳县”三字。两年后去掉“友韵”二字，成了“高淳县锡剧团”。
我到这个团的时候，他们演出仍是古旧的“幕表制”，即每个剧目只有场次内容提要，出场人物及次序等简略记述。排练时靠师傅指导，上场后靠演员默契配合，临场发挥。所以每次演出常有台词和细节不尽相同，甚至有重大遗漏与错讹。管理上仍然沿用了不少从前的陈规陋习。这样的剧团距离革命文艺团体的目标实在太远，让他们脱胎换骨不是短时期就能做得到的。当然更不是我这个临时借来工作的人的任务了。我能做的只能是了解情况，积累资料，宣传*的文艺路线、方针*策，帮助他们了解文艺界、戏剧界对戏曲改革的意见和讨论的情况。
在大约一个月的临时工作期间，我就在剧团、文化馆、宣传部、招待所这几个点，来回往返。将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徐部长汇报。在文化馆阅读资料，准备讲话的内容。每周一次，一次约两节课时间，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戏剧改革的文章。除了按时去剧团讲课，每周还至少再去一次，看他们排练或演出。
讲课好说，到时候全团人员都坐在那里，听你讲那些道理。有团长压阵，没人说话做小动作，更没人开小差。不管懂不懂，有没有兴趣，都能安安静静听到结束，比干部听报告的秩序好多了。我知道，我讲得还算可以，是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团长和团里的主要人物都在认真地听，那些年青人谁敢马虎？
但是令我我觉得尴尬的是去看他们排练或演出。首先是把门的团员看见我来了，总是一声大呼：“指导员，你来了！”然后一挥手，做出个“请进”的姿态。弄得检票进门的观众都要看我几眼。虽然没有“十手所指”，面对“十目所视”依然会令我不自在。进了剧场，没等我找个座位坐下，团长或监场便发现了我，立刻过来请我到后台观看。进了后台，又是端椅子，又是倒茶水，甚至还招呼女演员过来照应。他们以为把我当贵客招待我会满意、高兴。却不知我对此不仅感到尴尬，而且产生反感。他们让我这么一坐，茶杯一端，不仅不能随意观看想看的事物，例如今天演出的幕表究竟写了哪些内容，台上的演出在台词和动作上有无不妥或差错。而且这种招待使我联想起旧社会舞台幕后的许多丑恶的故事。我如果甘之如饴，心安理得，不就跟旧社会欺侮演员的流氓恶棍、土豪劣绅是一丘之貉了吗？这种心情和想法还不能直说，以免误会。一方面用行动来纠错，放下茶杯，离开座椅，走到观众席，看我想看的。一方面跟团长解释，不用搞特殊。特殊了，我反而不好来看演出了。团长明白了我的意思，连连点头说：“好，好。请便，请便。”再来剧团观看，他们便只打招呼不再特别尊奉，我也得到相对的自由。我想，别看他们对我挺客气，挺尊重，这都是表面现象。这些跑江湖的老油子，骨子里不知怎样想法，说不定正在讥讪我“楞头青”、“不识抬举”、“不懂行情”呢。
干了一个月左右，剧团演出已上轨道，票房收入可以维持生计，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我三天两头向徐部长或其他同志汇报情况，他们对剧团也了解清楚。于是我就向徐部长告退：“文化站就是我一个人，我在这里一个月，文化站大门就关了一个月。我得回去抓一抓工作了。”徐部长听了我的要求，同意我回去。同时夸奖我剧团工作干得不错，给宣传部帮了大忙，表示感谢。我也谢谢他的夸奖，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一次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肯定有不到之处，请部长和同志们多多帮助，批评指正。大家说了一番客气话，握手道别。
26、痛斥供销社主任
我与一月前来时一样，兴冲冲又回到文化站。不料文化站迎接我的不是紧锁的大门，而是纤尘飞舞，一片喧嚣的嘣嘣之声。进屋一看，只见后进三间大的活动室变成了弹棉花的作坊，几个工人正在忙碌着加工棉絮。我叫他们停下，问他们是哪里来的，怎么进来的，在这儿弹了多少天了。一个为首的回答，他们是供销社雇来加工棉花的弹花工，在这里弹了十几天了，是供销社的人开门把他们引进来的。我听后知道跟他们说话没用，要找供销社的头头去说才行。便开锁进宿舍，先整理一下房间。拿上热水壶，到区*府食堂吃饭、打开水。再回文化站，休息好了，这才去供销社找那位姓吴的主任理论。
基层供销社是集体经济。刚开办时农民都有资金投入，说是入股。后来越办越不像集体经济而像官办经济，从未听说给农民分红，投入的资金也未见归还。在农村它垄断一切产品、物资的收购和销售。农民的生产、生活所需完全仰仗供销社供应。粮食统购统销后，供销社又兼有粮站的功能。洪灾后，救济粮的发放也由它经办。供销社的工作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乃至影响着他们的生存状况。其地位之重要，简直仅次于区委、区*府。
因为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职能不断增强提高，所以洪灾后区委把办公用房老祠堂让给供销社，供销社的领导也从原来的几个村干部换成了现在当过乡干部的人来担任。现在的这个吴主任，就曾经担任过南塘乡的乡干部。此人虽是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是极善于迎上驭下，广结人脉。他利用供销社有钱有物的优势，经常请领导们吃吃喝喝，达到深交厚结的目的。像文化站这种只有一个人，无权无势，不掌握任何资源的单位，在他心目中是没有一点地位的。所以他就敢于破门而入，将文化站用着他的弹棉花作坊。这是新生权势者目中无人、目无法纪、胆大妄为、仗势欺人的典型的恶劣行径。不教训教训他，他会更加肆无忌惮。
到供销社找到这位吴主任后，当着雇员和顾客的面，我不给他一点面子，责问他，谁给你那么大胆子，谁给你那么大权力，公然破坏文化站大门锁具，闯入文化站，占用文化站房屋，设立加工作坊。我大声斥责他破门而入，占用房屋的行为是严重的目无法纪、是违法行为。我严厉地警告他，我可以去法院控告你。你这种行为充分暴露了你目中无人、胆大妄为的恶劣品质。你必须深刻检讨，立即改正，撤走作业的工人、工具和物料，打扫干净。修复大门，赔我锁具。这位主任顺风顺水惯了，从来没有听过训斥他的话，就是顶头上司的批评恐怕也很有分寸。哪里见过如此疾言厉色，毫不留情的呵斥。脸胀得通红，不要说反驳，对吵，就连解释、道歉的话也说不了。听完我的要求，只有点头答应的份儿。
那么多人看见我对他一番狠训，他竟然没有一句像样的话回应，这面子真是栽大了。吴主任也算一位能人，呼风唤雨，八面玲珑，几乎没有他应付不了的事儿，怎么就这样灰溜溜栽了呢？一是他不占一点理，二是碰上我这个不论四六的暴脾气，一根肠子通到底的直人。他太不了解对手，又干下毫不占理的错事，活该倒霉。当然了，也因为他的官阶太小，所以我对他发飙，他对付不了。如果是个大官呢？情况肯定完全不同。如果大到全国人民都要俯首帖耳的话，我不要说发飙，连吱声都不敢，因为有送命的危险。这样看，我其实也是个欺软怕硬的孬种。
供销社按照我的要求使文化站又恢复了原样，我的心情才平复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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