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一天，一群山东籍老兵聚集在台北聚会。当时有一位去台后移民阿根廷的同乡，要回大陆探亲。她返程时，她特意到台湾看望朋友，还带来一些特产，其中就有一袋菏泽的泥土。
大家如同小朋友一般端坐着，听她报告家乡的情况。随后对她带回来的特产进行分配，他们最看重的是那袋泥土。为了公平起见，他们推举一名叫高秉涵的律师来分配这些东西。
最后大家各分到一汤匙泥土，高秉涵作为分配者得到两汤匙。他把其中一匙与妻子的金首饰锁在保险箱里，另一匙倒进茶壶里，用开水冲着喝。泥土水哪能喝？子女见状立即制止，并要将水倒掉。高秉涵见状顿时痛哭：“那是家乡的味道呀！”
一个人思念家乡到了何种程度，才会将家乡的泥土冲水喝下？这群漂泊异乡的游子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高秉涵的故事。
老兵
逃亡
高秉涵于年出生于山东菏泽，外公参加过同盟会。父亲受外公影响也加入了国民党，他一直在乡村教书为生，年不幸在战乱中死去。
次年夏天，高秉涵考上初中。此时正是济南战役前夕，山东各地战云密布。当时国民政府在江南地区广设“流亡学校”，吸引解放区青年学生。母亲怕高秉涵也像他父亲那样受战乱波及，执意要他南下求学。
临别的那个早上，母亲把一只父亲用过的金笔送给高秉涵，并叮嘱道：“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好好读书。”不到13岁的高秉涵无法理解战乱中的生离死别，以为这只是一场短暂的旅行，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母亲突然用戒尺打他的手，并揪住他的耳朵说：“记住，如果学校解散了，你就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军队走，他们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
这批南下的学生，坐上几辆马车，临别前外婆塞给高秉涵一个石榴。马车开动时他便啃起石榴，没有看到母亲在向他挥手，一个同学推了推他说：“你妈妈在叫你。”
高秉涵一回头，马车正好路过一个转角，他遗憾地错过了母亲最后的告别，从此再也未能见到母亲。这成了高秉涵一生的隐痛，爱吃石榴的他，为了惩罚自己，再也未吃过石榴。
经过几天行程，流亡学生到达南京，被安排到雨花门里的边营小学。当时南京也是一片混乱，学校无人管理，只能勉强供应学生的吃住。经过学生抗议后，国民政府将他们继续南迁。
在前往无锡惠山的途中，带队人员突然在一个早上全部消失，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他们被抛弃了。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讨饭回山东老家；二是跟着溃败的国军继续逃难。
高秉涵想起母亲的话，断然不能回菏泽，但该去哪里呢？他突然想起一个叫刘凤春的同学，他的父亲是国军旅团团长。在离开菏泽前，刘凤春曾告诉高秉涵，如果遇到困难就设法投奔该部。而当时旅已经改编成师，正在芜湖青阳。
高秉涵赶到芜湖加入了国军成为团卫生连的一名学兵。当时的国民政府已处于崩溃的边沿，不久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军拼命向南溃逃。高秉涵被裹挟在混乱的人流中与部队失去联系，但他始终记着母亲的话，跟在国军屁股后面跑。
逃亡在慌乱中进行。溃败的国军已经失去正常补给，他们沿途见到老百姓家就抢粮食、抓壮丁，一路都是失散的眷属、伤兵甚至尸体。高秉涵在几天的奔波中摸索出规律——哪里有枪声哪里有尸体，便是国军逃跑的方向。
高秉涵与母亲
高秉涵追到福建阳东才追上一支国军，晚上他们埋锅煮粥，突然有人喊道：“共军追上来了。”人群顿时像被点燃了窝的马蜂四处乱撞。高秉涵被撞倒在地，另一个人也同时摔倒，一茶缸刚刚烧烤的粥浇到高秉涵的小腿上。
他只感觉小腿火辣辣地痛，还来不及叫出声，背后已经响起枪声。他只能忍着痛爬起来，跟着人群跑。混乱中听到一个声音：“去龙岩会合！”高秉涵腿被烫伤，渐渐追赶不上部队。
他孤身一人，走了四五天，突然发现被烫伤的地方已经不痛了，撕开裤腿一开，伤口已经长蛆。正在绝望之际，背后有人说：“小朋友，你伤口已经长蛆，我帮你处理一下。”
高秉涵回头一看是一个解放军卫生员，想起母亲的话，他吓得想赶紧跑，但不知为何脚却始终无力迈开步子。卫生员为他简单处理伤口后便匆匆离去，高秉涵心想：“他们与之前自己听说的并不一样。”
途中高秉涵几次得到好心的农民给予食物，在龙岩找到部队并撤往厦门。屁股还没坐热，解放军便开始攻打厦门。高秉涵随着难民和溃兵逃到东南方向的海滩，这里有军舰将他们接往台湾。
高秉涵突然意识到，过了海不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台湾，两艘登陆艇已经靠岸。人群如潮水般向登陆艇涌去，高秉涵夹在中间无法动弹。他失去了选择的机会，被慢慢挤上舰艇。
军舰已经严重超载，只能收上舷梯，驶离岸边。那是最后一趟开往台湾的舰艇，岸边尽是哭喊的人群，他们在混乱中被冲散，一家人有的上了船，有的未能上船，这次别离时很多人终身未见。
舰艇刚驶离岸边数十米，背后传来：“缴枪不杀！”的口号……
国军逃离
漂泊
高秉涵到台湾后一开始被分配去凤山新军训练，连长看他个子太小，只能让他去厨房帮忙。一天上街买菜时，高秉涵碰巧遇到团的老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高秉涵悄悄逃离了军队。当时团已经解散，大家都被集中在一起收容。
高秉涵后到，无法列入收容名单，朋友们只能从自己口粮中省出一点给他吃。但后来口粮越发越少，高秉涵实在不好意思拖累朋友，听说台北收容的大陆人较少后，便决定去台北寻找谋生的机会。
高秉涵到台北后已是身无分文，无处可去，他只能在火车站附近的垃圾堆里捡东西填饱肚子，晚上便睡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那段时间高秉涵过得异常艰难，常常饥肠辘辘要与垃圾场里的野狗争食，母亲是他唯一生存下去的动力。
每当传统节日，更勾起他对亲人的思念，但他无处可去，只能爬到附近的山上，对着山东方向大声呼喊：“妈妈！”然后痛哭一场。
火车站一个打扫卫生的大伯看他可怜，经常会给他一点食物，后来还介绍他报考火车站的小贩。高秉涵顺利通过考试，从此有了工作，也有了住宿的地方，生活总算有了着落。
年的4月的一天，高秉涵正在火车站工作，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你是高家的孩子吗？”高秉涵转身一看，那正是自己的小学老师李学光。
李老师在得知高秉涵的情况后问他：“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高秉涵说：“我想娘，想回家。”
李老师说：“谁不想回家，就眼下的情况看，什么时候能回家还不一定。”
高秉涵指着墙上的标语说：“不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吗？最晚五年，就可以回去了。”
李老师摇摇头说：“傻孩子，那只是口号，不能当真，要做长远打算。”
李学光鼓励高秉涵继续读书，她的丈夫曾担任过菏泽县长，虽然流亡到了台北，但还有些人脉。在他们的介绍下，高秉涵得到了报考中学的机会。经过一年的复习，如愿考上当地的“建国中学”。
台北老照片
他通过自身努力，半工半读，后来考上了台北军法大学读法律。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金门担任“军事法庭法官”。
高秉涵与母亲分别自然是不幸的，但他不断遇到贵人帮助，还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又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改变了命运，比起大多数流亡到台湾的士兵，他已属幸运了。
在金门时发生过一件让高秉涵愧疚终身的事。部队中有个叫郑凤生的士兵，原本是厦门渔民，年被抓壮丁到台湾。好不容易熬了15年，部队轮换到金门，据他说天气好时，在岛上甚至能看见自家屋顶。
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回家机会，于是一天夜值班时，用一个汽车轮胎下海，想游到对岸。第二天靠岸时，他看到带着武器的人走过来，急忙举起双手叫道：“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妈的，没带武器。”
然而，事实上他没能游到对岸，潮汐将他冲回了金门。于是郑凤生被送上了法庭，而高秉涵正是主审法官。高秉涵问他：“知道后果吗？”
郑凤生却说：“这样做至少有一半可能见到妈妈，如果活着见不到妈妈，我宁肯去死。”
高秉涵心想如果换成自己，也会有同样的举动，他对郑凤生抱有万分同情，但这个案子已经被层层上报。上面指示：“杀一儆百！”作为主审法官，也只能走走过场，最终合议庭一致决定判其死刑。
尽管高秉涵无法左右郑凤生，但他始终认为是自己杀了一个想见妈妈的人，因为抱有万分愧疚。
后来高秉涵结婚生子，尽管家庭十分幸福，但这也难以填补他对母亲、对家乡的思念。
一个回乡老兵跪在亲人坟前痛哭
回乡
年，高秉涵从部队退役，成为一名专职律师。年9月，他被选为代表派往西班牙参加世界法学大会。他立即想到将会有大陆同行出席，可以请他们捎信给家人，于是立即写了一封家书：
在这段漫长且似无止境的流浪岁月里，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然而会议气氛比想象中的更紧张，高秉涵一直把信随身装在口袋里，却始终未能找到机会。最后在同事的点拨下，他才想到通过美国的同学转寄。
这封信几经转折，在几个月后被交给高秉涵在东北工作的三姐。直到年，高秉涵才收到美国同学转来的大姐的回信，这是他离开家乡三十多年后首次得到家中消息。
大姐的信中写道：外婆、奶奶、二姐、母亲已相继离世，母亲临终前始终不肯闭眼，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春生”（高秉涵的小名）。
高秉涵在悲痛的同时，也十分惊讶。因为早在抗战时期，在外读书的大姐和三姐就失去了联系，当时高秉涵还不到三岁，他对两个姐姐没有太多印象。父母都以为两个女儿在战乱中遭遇不幸了，于是在家中摆上灵位。
其实大姐和三姐是去延安参加革命了，年才跟随解放军回到家乡。后来高秉涵一直在想，如果两个姐姐早点回来，会不会就不会有后来的家庭悲剧？
当时两岸仍处于冰冻状态，高秉涵设法去香港与家人团聚。见到姐姐时，双方都不敢相认，还是在朋友的介绍下才确认对方身份。尽管非常陌生，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高秉涵出发前就想好了要说的话，此刻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大姐时而抓紧他的双手，时而抚摸他脸庞，同样泣不成声。她仿佛在一遍遍地确认，眼前这个人真真切切就是自己失散数十年的弟弟。
高秉涵回乡
此时高秉涵才得知，分别后母亲也无时无刻地挂念着他。每逢节日，总是要空出一个座位，多摆上一副碗筷，但她自己总是泪水涟涟，不愿进食。
年，对岸开放回陆探亲。许多赴台老兵并未能等到这一天，即便熬到这一天大多也是风烛残年，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仍然无法回到故乡。但大家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便生不能回乡，死也要也回去。
这些漂泊异乡的游子，只能靠抱团相互取暖，没有亲兄弟，异姓兄弟便胜过亲人。高秉涵在台湾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正是有他们帮助，他才能走到今天。高秉涵13岁赴台，算是那批人中最年轻的，因此许多不能回乡的人便把回乡的愿望寄托在他身上。总是对他说：“你一定要健康活着，有机会了，把我们的骨灰带回去。”
年5月，高秉涵终于有机会踏上回乡的旅程。俗话说“近乡情更怯”，来到魂牵梦绕43年的故乡村口时，他却不敢再向前迈一步。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让他想起与母亲分别的那个早晨。
绕村走了一圈之后，他才在亲人的指引下来去父母坟前祭拜。他跪在母亲坟前，痛哭道：“娘啊，离开你之后我再也不敢吃石榴了。”
高秉涵这次回乡还带回了同乡王士祥的骨灰。王士祥在台湾没有亲人，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回到大陆。但他没能等到两岸解冻那一天，年的一个深夜，医院打“王士祥快不行了，你是他在台唯一的紧急联络人，来看他最后一面吧。”
医院，王士祥见到他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高秉涵知道他在惦念什么，抓着他的手安慰道：“王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带你回家，找到你的女儿。”说完，王士祥的手变得松弛，眼睛也渐渐合上。
高秉涵不负所托，终于找到他的女儿，并把骨灰交给了她。王士祥的女儿接过骨灰，一边痛哭，一边跪在地上给高秉涵磕响头。当她得知父亲在台湾对家乡的思想后，竟哭得晕倒过去。
高秉涵收到的嘱托不止王士祥一人，从这以后他便常常奔波于两岸，将那些将回乡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老兵，一一送回大陆老家。短短几年间，高秉涵带回大陆的骨灰就有一百多坛。
高秉涵带回老兵骨灰
让高秉涵感到难以应对的不是那些繁琐的手续，也不是每一次艰难的行程，而是每次家属见到亲人骨灰后那种悲痛的氛围。他们内心的痛苦，高秉涵全都感同身受。他们的眼睛在流泪，而高秉涵的心也在流泪。
此外，高秉涵还常常参加公益事业，对家乡的教育作出过不小贡献。后来，他还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