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有啥外用药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502/6205113.html终究需要一个强烈的渴望，来度过茫茫的一生。对于出生在农村的残疾女陈榕，这个渴望就是写作，或者更具体来说，是出一本书。只要有这个想法在，现实就不能挫败她。
年5月，我来了北京。旅馆都很贵，我准备在广场露宿一晚。北京春天的这一夜很凉，我靠墙刚打了会盹，一个冰冷的声音开始赶人：“起来，这里不能睡觉。”
保安细看了我的身份证，我的包也被他翻得乱七八糟，嘴边还嘟哝着：“是上访的吗？这里是不能上访的。”
出口处有另外两个女孩，只有我面对了严厉的盘问。“你为什么不查别人，单查我一个人？”这句质疑让他放缓了语气，他解释这只是例行检查，希望我配合。胃疼得更加厉害，我不想再争辩。
我去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前一晚，就这么度过了。我从安徽老家来到北京，是想给出版社投一篇散文，手稿厚厚一摞，我一直小心珍藏着，它见证了很多不同寻常的日子。来之前，我用电脑重写了一遍，还算满意。首都有很多出版社，出版它的路子或许更宽一些。
妹妹曾劝我不要盲目来京，先网上联系比较稳妥。我不听劝，同时抱有一个侥幸的想法：编辑老师看到我架着双拐的样子，或许会给予关照呢？
图｜陈榕在北京
第二天一早，我赶去前门西大街97号，出版社还没有上班，我低头时，才发觉手已经磨出两个大血泡。
“来的是《少年报》的人，《北京文学》的编辑还没来，等人来了我叫你。”门卫扔下一句话就走了。我站在门口开始等待，直到看到另一个同样焦急的女人。
女人大概五十多岁，正在与门卫攀谈。她穿着朴素，面颊黝黑，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老款式提包。从对话中我得知她也是来投稿的，于是上前打了个招呼。
交流中我得知，她年轻时接父亲的班做了护林员，茂密森林中，每天一人面对莽莽山峦，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是从那时起，她爱上了写作，开始尝试用笔去描绘眼前的一切。后来弟弟吵着说不想当农民，父亲又让弟弟顶替了她的工作。
回村后，她没有田地和职工待遇，生活过得异常艰苦，写作是唯一的精神支柱。她带着在市级报刊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到这来，是想找文联的老师帮忙出书。
“包里都是手稿吗？”我问。她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上面都是工整又大的字体，几张剪裁下来的旧报纸夹在其间，泛了*。我随手翻阅着，那些豆腐块般的诗歌后署着名：张红梅。
本来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会跑上门来投稿的傻瓜，但她带着手稿就来了。
快十点，还没见到杂志社编辑的影子，我的心有些凉。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人冲过来问：“她们是来干什么的？坐在这里像上访的群众，影响不好！”又是同样的猜测，我小声嘀咕：“要上访也不会到这来呀……”
他走后，门卫转过头问：“刚才那个人是文联的，是你们要找的人吗？”
大姐变得畏畏缩缩起来。她把稿重新收进黑色的提包，拉上拉链。她告诉我，她打算投奔一个在北京打工的亲戚，不再想出书的事，重新回归现实生活。简单道别后，我望着她离开的背影，心里涌上一股强烈的酸楚。
我跑到另一条街上打印出稿子，再折回杂志社交给编辑部值班的人，就当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
天气有点热，手上不断有血水流出，那两个血泡终于破了。
我一岁时落下腿疾，到了入学的年纪，上学变成一件难事。
学校离家二里路，我扶板凳走得很慢，经常迟到。10岁，我做了手术后，终于可以靠双拐走路，学校却搬得离家很远，我还是辍学了。
一开始我很失落，在家里喂着十几只鸡，得闲的时候我会到门口大树下看人打麻将，甚至会把妹妹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看。初中到大学的都看了，老师同学的影子还是在脑海中浮现。
堂嫂要做农活，经常叫我帮看小孩。她家有一书柜子的书，书柜是锁上的，透过那一层模糊的玻璃，我看到了《红楼梦》《简爱》《少年维特的烦恼》。堂哥只愿意把《辽宁青年》《萌芽》这样的杂志借给我，却舍不得借那些名著。当时的我心里有怨气，现在能稍微理解了，爱书人是最珍视书的。邻居小东子也有很多本连环画，他光借给男孩子，不给我们女孩。
这些流窜而过的生活场景串起了人情中的薄凉温暖，所有人物原型在亲戚朋友的身上浮现了。我开始有了写一部家族长篇小说的想法。写小说这种能尽情抒发内心情感的方式，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母亲唠叨起来，说你写那些有什么用，也不能当饭吃，给你爸做双鞋子也好。不学习针线活，将来怎么生活呀。
思绪又被打乱了。我心里烦闷时，到村后的河边溜达，微风浮动，芦苇纤纤，大自然的诗意是一种慰藉。平复完心情，我就回家继续写作。
村里的玉英姐不像别的姑娘那样说粗话，她很懂规矩，也爱看书。一次她找来几张报纸落鞋样，看到上面好的标题，停下来捧手里聚精会神地看。我告诉英姐一个秘密：我正在写书，出版了第一本先给她看。我记不得英姐当时是什么表情，却记住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小说初稿有八九万字，水平很浅。在宿州市《拂晓》报社，那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请编辑部刘主任帮我看看稿子。一星期后收到回复：人物心理刻画得比较细致，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你没有学历和家庭背景，想成功很难。
好长时间我都没有再写，只是偶尔翻看一下手稿。我搁浅过很多次，开始了写写停停的生活。不顺和打击反而让我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一次次的修改补充中，每个人物渐渐地血肉丰满。
第二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家开始写那部小说。里面添进了很多新的内容，有二十多万字。灵感一旦来了，人就不想停下，昏天暗地地写。那是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日子，手脚被冻破，脖子也很酸痛。有次邻居见我几天没出门，使劲拍我家大门我都没有回应。
在南方做生意的丈夫时常打电话催我回家。“生意太忙了！衣服来不及洗，饭都凑合着吃。写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多大的人了还瞎折腾！”
我也急，心烦意乱的同时恳求他让我把小说写完，一个人在家写作的机会太难得了。见我许久没动静他下了最后通牒，扬言说要离婚。我不理会他的气话，理顺心情后坚持了一段时间，腊月二十的时候小说终于完稿了。
年深秋，我带着小说的初稿去了省会合肥，为出版开始第一次奔波。
我腿部怕凉，一直穿着厚厚的棉裤，上公交变成了一个费劲的问题。有一次为了不耽误后面的人上车，我干脆放下双拐爬了上去。最后找到了残联文联，没得到任何帮助，钱却每时每分都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住进了救助站。
我住的房里还有两个人。一位是五十多岁的四川女人，被巡警从人贩子那救出来，一直在等人把自己送回原籍。她丢了身份证又不识字，再加上说话有口音，所有信息一直核实不上。这已经是第三个月了。
另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叫小花，胖胖的。一进来就黏上了我，偶尔她附在我耳边小声说：“这里工作的人吃的可好了，经常吃鸡腿。”
我反问道：“你吃不到吗？”
她撇撇嘴，又摇摇头。小花是被男朋友骗出来跳脱衣舞的，这个赚钱。她不愿意就经常挨揍还吃不上饭，逃出来的时候被好心人送到了救助站。
在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看出小花比一般人的智力差一些。有次我问她，你怎么不回家？在这里多闷呀。小花笑嘻嘻地答，家里后妈让我干很多活，她疼弟弟不疼我，我忘记我家住在哪里了。
我们房间的走廊外是一米高的高墙，上面焊着铁栏杆。旁边有一扇很窄的门，平时都锁着，钥匙由专人掌管。他们不准里面的人出来活动——怕走丢了，或许还有别的原因。
屋里的人只能走到廊上看院里的景象：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时不时还有车辆往来。到了饭点，炊事员推着小车按顺序把饭菜从铁栅栏处递进来。晚饭是稀饭馒头和一盆煮白菜，少油无盐。我吃不下，小花却胃口极好，大口把我那份吃了。
救助站为了省钱，经常让人跟着接送专用车出去办事。后面的车厢是全封闭的，闷得慌。我刚上去门咣当一声就锁上了，才知道这次他们要去芜湖路接一个精神病流浪者。
车子走了一段路程，我发现和我的目的地并不顺路，但下车的请求立马被驳回了，一个女人尖锐地斥责了我：“你怎么这么麻烦？一会儿神经病人上来自己注意，伤到你我们不负责。”
她的脸在玻璃的那方，让我心里升起了一股恐惧，同时想到了救助站大厅里那排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大字。
接上来的是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女子，目光呆滞，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语。我胆战心惊地过了两个多小时，在下午五点多回到了救助站。我特意买了一斤炒花生给同屋的两个人，她们吃得很饱却还是馋。小花凑到我跟前悄悄说：“我能闻到外面的香味，他们肯定在吃肉呢。”四川大姐默默念了一句：“啥时候能回家，我还腌了很多腊肉。”
早上起来女精神病人逃走了，不久后我也动身离开了。这次我找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主编，他建议我自费出书。这不是被人认可的方式，也不是被我认可的方式，我回绝了。那个毫无收获再次沮丧的上午，我想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小花恋恋不舍地拉着我，四川大姐的眼神中有一种羡慕。
我起码还是个自由之身。
想到联系陈忠实，是因为和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聊天。当时聊到出不了书的苦闷，他建议我把书稿投名家门下，或者让名家给我写书评。
却没想到最后这通电话成了真。
年我正在县城陪儿子读书，天天去图书馆读陈忠实的散文和小说，并且让在西安读研的三妹帮忙弄到了西安市作协的联系方式。
电话刚打过去，对方说自己也没法帮忙联系。我没有立马放弃，在他挂电话前聊起书里的一些细节，说明自己一直是陈忠实的粉丝，恳请他想想办法。
对方停顿了一下，说我把他秘书的电话给你，你和他联系吧。一切顺利，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短信中那串手机号码，却不敢打过去，于是尝试着发了一条短信。
电话马上拨过来了。
那头的普通话带着一股厚厚的陕西味，有时我还听不太懂，但陈老始终很客气。问我：“你多大了，做什么工作的？”我答他，四十多岁了，农村的。从小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可是因为周围人不理解而感到非常苦恼。
陈老听了直说：“你还年轻嘞，路还长着呢。乡下娃是很苦，生活不容易，可是有志向就好。”
后来我又给他发了几次短信，每一次陈老都会打电话过来。有次聊的是《*原》，我说每当读到鹿三射杀小娥，她回头喊大大那句时就会流泪，为这个可怜的女人。鹿三维护的某样东西，也许是对东家的忠诚。
陈老在那边嘿嘿地笑，朴实爽朗得像一位邻家大伯。他说谢谢你的喜欢，你把它看进心里了。你要多看书，尤其是历史书，有了知识和生活的积累，才能写出好东西。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始终没有勇气让他替我写书评，怕破坏了这份关系中的纯粹和美好。它确实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机会，谁不想走捷径呢？可这种目的性让我觉得羞愧，我作罢了。
我不愿做一个俗气平庸的家庭妇女。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再打电话问候陈老，那边的声音微弱得很，没有以往洪亮了。我不敢多问就挂了电话，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随后就得到陈老驾鹤西去的消息。
如今我早已换了手机号码，但那个开头的号码至今保存着。
在北京，我始终没等来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回信，再次沦落街头。
妹妹在电话中提供了一条线索：“你要不要去北京艺术村看看，网上有一位育儿嫂的文章火了，作者就住在那。”
我开始在脑中搜索这个村子的印象。只记得多年前在电视新闻中听那是搞艺术的人驻扎的村子，有三流的画家，有街头卖唱的人。我动念头，第二天就坐上了火车。
找村子并不容易，我最后是坐着一辆小三轮到村口的。在那里我见到了文学小组负责人付秋云，她二十来岁，性格文静，有一双大眼睛。我说明来意后，小付很快替我把稿子发给了
